近几年，全国各地的“黑诊所”致病人死亡的案件时有所闻：无证村医菜刀“剖腹产”事件、兽医非法行医致使感冒患者过敏死亡、无证非法行医者四针打死“三好学生”。类似的事件在北京也频频出现。今年1月26日，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发烧，在通州区一家“黑诊所”输液时突然呼吸停止，后虽经通州妇幼保健院抢救但终告不治；5月8日，石景山区高先生的妻子要分娩，找附近私人诊所的接生婆王某接生，王某因使用催产素不当，导致孕妇母子双亡 ……
从今年4月起，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北京在这场“风暴”中也陆续端掉很多“黑诊所”。6月份，石景山区对全区非法行医集中地区进行专项打击，共打掉33家“黑诊所”；7月19日，在通州、朝阳和大兴3个区的交界处，通州区卫生局联合当地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取缔了15家“黑诊所”。10月13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城管部门与海淀卫生监督所查处了5个非法行医点，查获药品30余箱。
专家认为，这种严厉打击非常有必要，但要彻底消除“黑诊所”，必须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加快医疗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消除市场对“黑诊所”的巨大需求才是治本之策。
“黑诊所”形成庞大的地下产业
全国究竟有多少“黑诊所”？据卫生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4年非法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全国各地共查处案件77033件，取缔无证行医54221户，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3477个，没收违法所得2525.86万元，罚款4817.63万元。
“黑诊所”在北京也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北京一位卫生监督部门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很多‘黑诊所’重操旧业，有的已经被取缔处罚过了五、六次了，但每次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隐蔽性很强，查处起来非常困难。”记者在北京的一些城乡接合部采访时发现，类似的情况极其普遍。“黑诊所”与执法人员 “打游击”，在查处时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另一位执法人员介绍说，“‘黑诊所’的情况已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在‘黑诊所’的屋内和床下，经常会查到各类药品及大量输液药瓶，不仅包装污秽不洁，有些甚至难以辨别药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低收入者构成“黑诊所”的消费群
记者了解到，“黑诊所”，基本上有三个典型特征：无行医资格、医疗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但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其“业务”几乎无所不包：妇科药流、人流引产、接生上环、性病专科、皮肤专科、内外儿科、牙病专科等。
记者在北京大兴区旧宫镇南场二村采访时，住在附近的张大妈告诉记者：“这整条街上，原来到处是私人诊所，主要为附近服装小作坊的女工做流产手术。已经打击了好几次，风声一过，这些小诊所又像韭菜一样冒出来。”
“现在这些私人诊所基本转地下了，只有熟人才接诊。”在朝阳区王四营乡采访时，一位姓王的村民这样告诉记者，“只要不治死了人，也无所谓，我们平时有个伤风感冒，也往私人诊所跑，方便啊。”
北京一位卫生部门的官员告诉记者，“‘黑诊所’基本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和郊区区县，以农民、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他忧心忡忡地说，“‘黑诊所’的泛滥已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和医疗市场的秩序。”
“黑诊所”泛滥直戳医疗体制痛处
记者了解到，“黑诊所”的泛滥，有执法部门监督不力、执法不严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无法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当的医疗环境。
首先，医疗费用和医药价格虚高。目前医院进入市场，生存靠利润，发展靠效益，在这种条件下，医疗体制不能保证医院受到必要的和严格的监督，导致看病的费用越来越高，使低收入群体无法承受。
在木樨园附近的一家建筑工地，曾到“黑诊所”治疗的民工小王告诉记者：“大医院太贵了，看病手续也复杂。上次我感冒去医院，要挂号、划价、交款、取药等，那次看病还足足花了我一个月的工钱。后来我感冒就到工地附近的小诊所去看，只花了十几块钱就行了！”
在采访中，很多民工、下岗职工等低收入者均表示，如果生病一般会忍着，实在不行去看病，首先选择的还是私人诊所。“我也明知‘黑诊所’没有行医资格，医疗技术、卫生条件、消毒措施、诊疗安全没有保障，谁不想去大医院啊？可上不起。”
其次，有些正规医院也缺乏对边缘群体足够的宽容与关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低收入者不愿意到正规医院看病，除费用高的因素外，还担心受到歧视。
小杨来自山东农村，现在北京一家水店打工。当记者问他以前生病时，是选择到正规医院还是私人诊所时，他很干脆地说道：“选择私人诊所，那里的医生态度比较好，不象那些正规医院，有的医生看到我们这些打工模样的，要么冷冰冰的不耐烦，要么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事。”
小娟是大兴区某私企的女工，刚从安徽农村到北京打工，她告诉记者，“想不到我与男朋友第一次发生那种事就怀孕了。我没告诉男朋友，就悄悄去一家正规医院做流产，医生居然当着很多人的面问我与谁怀孕的！那些护士和周围人异样的眼神，使我感觉自己像被当场抓住的贼一样不自在。”小娟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后来我选择离开那家医院，在一家私人诊所做了人流手术，不但收费比正规医院低，人家的服务还特别热情。”
第三，相关部门监管的严重缺位。尽管国家对个体行医者提出了许多规范性要求，一些知情人却对记者反映，“很多私人诊所几乎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一个医疗卫生管理机构过问。”
另外，国家也禁止向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出售药品和医疗器械，但在调查中，几乎每一家“黑诊所”的大夫均称药品、医疗器械进自正规的医药公司。
一位“黑诊所”的“医生”向记者透露，药品如果卖给个人，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还能拿回扣。一般情况下，买的时候只要随便填一个医院的名字就可以了，“不会有人和钱过不去”。这名“医生”还说，所有私人诊所购医疗器械，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办法。
从源头上消除对“黑诊所”的巨大需求
实际上，“黑诊所”问题的背后是沉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命权和人格权怎样受到尊重？社会如何以一个适当的机制来实现，就不只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要求，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
一位执法人员给记者讲过的一件事颇耐人寻味。在查处一家“黑诊所”时，附近一些居民不是大力支持执法人员的工作，而是替“黑诊所”说情：这里看病方便，价钱又低，为什么不让人家开呀？
显然，“黑诊所”的泛滥，是目前不尽合理的医疗体制所致；而治理“黑诊所”问题之根本，从源头上消除市场对“黑诊所”的巨大需求。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第一、加快医疗体制改革。7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指出，现时的以商业化、市场化为导向的医改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出现了背离和错误，既降低了过去的公平性、也没有体现出宏观的效率，因此“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目前，低收入者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消费水平的同时，国家急需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尽快解决现在到医院看病门槛过高、费用过多的问题。另外，要进一步提高公立医院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让低收入者愿意来就诊。
第二、健全基层医疗体系。对社会医疗机构的开办坚持市场准入制度，并进行严格的审批。同时通过政府指导和市场手段，对医疗机构的分布进行调节，既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就医需要，也促进形成一定的竞争机制。
第三、加强对非法行医的打击，提高对“黑诊所”的处罚力度。如果“黑诊所”因被查处所造成的损失远低于其非法行医的收益，违法成本过低，从业者就会继续钻法律的空子。目前，对“黑诊所”的处罚包括扣压药械以及最多不超过一万元的罚款。而大部分“黑诊所”根本没有医疗器械，顶多有听诊器、血压计。“即便经济处罚，区区几千元的罚款与高额的利润相比，对其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这使执法部门在打击“黑诊所”时遇到尴尬。
另一方面，认真查处向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出售药品、医疗器械的单位或个人，增加非法行医者的经营难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黑诊所”的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