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晚,36岁的焦连伟突然发病,经抢救无效去世。
这位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博士毕业后留校已近6年。医生诊断的死因结果是: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塞死亡。
4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
医生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他们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还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突如其来的病故
1月21日,清华大学电机系召开老同志年终座谈会。身为工会副主席的焦连伟,承担了主要会务工作。然后是集体晚餐,当晚8时散席。
而当天会议召开之前,焦还在准备下学期的教学课程,并送母亲和儿子上了返乡的火车。
在这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妻子王玮做出了她至今仍耿耿于怀的决定———22日一早,她告诉丈夫:今天她所在公司搞年终聚会,晚上不回家。出门前,她特意为丈夫烧了几道家乡菜。
上午,焦连伟回绝了同事们一起联欢的邀请。随后,他就一直呆在家里。过去两个月以来,他时常选择独处。
下午5时许,王玮接到邻居的电话,称“焦老师可能在家里出事了”。一个小时后当她与邻居一道进门时,发现丈夫躺在瓷砖地上。
她一把抱住丈夫,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时的焦连伟神志还清醒,他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说中午独自一人在家喝酒,喝了大概三两剑南春。焦连伟当时告诉妻子,酒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就上床睡觉。后来胸口疼痛难忍,他喊了起来,并绊倒了床边一些物件。邻居听到异响,敲门询问。准备去开门的焦连伟,未到门口就摔倒在地。王玮当时认为,丈夫身体一向不错,而喝三两白酒也非大事,就依他的意思送至北医三院。
当晚10时30分,焦连伟抢救无效死亡。
通过了解死者生前一些细节,医生称心脏问题可能与长期超负荷工作及心理压力过大有关。
一位讲师的生存现实
1月29日11时,焦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兰厅举行。这一天,正是他36岁生日。
直到焦连伟死,前来吊唁的同学和朋友才发现,这位已博士毕业6年的清华教师,居住之所竟是如此简陋。
焦家位于清华大学西南校区某老式公寓内。40多平方米的房子呈长方形,自外门入内,可见三道开敞式门框将房间分成厕所、客厅、厨房、卧室四部分。其中客厅还加有一张弹簧床,供偶尔来住的母亲使用。
36年前,焦连伟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村家庭。其年迈的母亲至今仍居住在农村。
1987年9月,焦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先后获得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9年5月留校在电机系任教至今。
任教以来,他的收入由工资、津贴、奖金三部分组成。前两项相当有限,奖金主要来自于科研经费。按清华的内部规定,科研经费的10%用于教师发奖。在近6年时间里,他共参与了12个项目的研究,由于在时间上分布并不固定,所以收入也不稳定。
妻子王玮系其同乡,自郑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随夫北上发展,现在一私企工作,年收入不足3万。而且常闲在家里。
焦连伟的“变化”
尽管经济不算宽裕,但焦连伟的家人和学生们都证实,在博士毕业之初,焦连伟的心境相对达观。
在电机系,焦连伟的专业水平及为人处事均被周围人评价为“不错”。6年里,他结合电气工程学科的前沿课题,围绕现代电能系统分析及其应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合作出版著作1部,所参加的科研项目中,“电力系统负荷综合测辨建模法”还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至2002年间,焦连伟两度被公派至香港大学进行合作研究。2003年3月,他作为公派博士后赴加拿大McGill大学电机工程系从事科研工作。
但这种达观自2004年7月起发生了细微的变化。那时他刚从加拿大回来。
妻子最先感觉到的变化是———他胖了。焦本人的解释是,在加拿大的科研环境舒畅,生活节奏也宽松,“过得很爽”。但回来不到半年,人立即瘦了下来,而且再也胖不起来了。
更大的变化来自于心理,王玮最深的感觉是,自回国后他总是“心事重重”,而且特喜欢独处。“但他从不向我提工作上的事。”学生们也发现,他们的焦老师“好像更不爱说话了,脸上朝气也少了”。
最后两月的两个想法
最后两个月,焦曾先后向自己的导师陈寿孙教授提出过两个想法———离开清华与转做行政工作。
电机系的孙宏斌与焦连伟是同学,孙5年即拿下了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他步入副高的日期同样要远远领先于焦连伟。焦的多名同学毕业后也在不同岗位表现出色。
焦身边的人事后推测,这些对他都或多或少存在刺激。
2004年9月,电机系新一轮职称评定拉开序幕。刚刚回国的焦连伟第一次提出了参评副教授职称的申请。
据其导师陈寿孙教授介绍,当时电机系共有10余人竞争三个副教授名额。据2004年12月公布的结果,焦排第四名,被淘汰。
“其实他表现不错了,而评审结果也很客观公正,淘汰是很正常的事情。”陈寿孙说。
而此后,他找陈教授谈话,称自己压力太大,想离开清华。
陈寿孙教授认可焦的想法———如果焦连伟去其他高校的电机类院系,拿个副教授头衔轻而易举。陈寿孙也一度亲自为其寻找途径。后来,焦连伟又提出脱离专业做行政工作。这一度令陈教授痛心。在陈教授看来,焦在专业方面是大有前途的。但陈教授考虑到焦的个人情况,并未阻止。去世前,焦担任电机系电力系统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
另一位重量级学者的病逝
与焦连伟的情况相似,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也是在正当壮年时不幸病逝。
今年46岁的高文焕,被视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重量级学者。
2004年2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高文焕作为清华大学6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及表彰。
资料显示,由高担任第二完成人的“加速器辐射源移动式集装箱检查系统系列的研制及产业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4年春节,高文焕上岳母家拜年。细心的岳母察觉他身体异常,便当面问起。他称可能患上糖尿病。但这并未引起家人包括他自己的重视。
同年4月,高被确诊为肺腺癌,而且已是晚期。在医院治疗9个月后,高文焕去世。
电机系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表示,虽然学校会定期对教师进行体检,但从两方面反映出的情况显示这种体检形同虚设:一是受体检条件限制,一些疑难病症不可能查出来;二是多数教师为科研项目、会务、公派外访等所累,实际上错过了体检机会。
“他总是太忙了。”妻子陆静华说,高文焕经常凌晨三四点才回家睡觉。
高所在工程物理系,实施产、学、研一体化,故他身兼本系教授、“粒子技术和辐射成像国家专业实验室”副主任、同方威视股份公司总工程师等多个职务。
高文焕在临终前对一位同事说:“如果再活5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继续完成项目。”但这一愿望并未能实现。
“他们太累太焦虑”
“房子,孩子的教育,经费,职称,真的会把人压得喘不上气来。”工程物理系一位教师说。
以焦连伟为例,在过去6年时间里,焦一共参与了12个科研项目。先后参与指导研究生13人,本科生2人,同时还负责5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妻子王玮介绍,焦5年多来从未有超过两天的假期。
2月1日,已是学校放假后的第5天,但电机系的孙宏斌老师还在加班加点,他甚至舍不得抽出半小时见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
此前一周,他全力处理同学焦连伟的善后事宜。“耽误了太多时间,再不加班就会失掉一个部委的项目。”孙说。
在清华西主楼、东主楼,至今仍有年轻的教师在通宵达旦地加班。
由此形成的一种现象是,40岁之前努力升至教授,而身处教授之位后,还得拼了命地搞研究。
医学专家认为,这些年轻教师遭遇两个转型: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重视并克服这些问题,他们随时可能累倒。
类似焦连伟、高文焕这样英年早逝的事件绝非个例。
1月26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称,“我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不幸于2004年10月20日英年早逝后,在科技教育界引起强烈震动。”有关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集中暴露,当时的蒋筑英等人英年早逝,一度引起中央重视。但不幸的是,时隔20年后这仍是一个严酷的社会问题。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国际上对“过劳死”的普遍定义为:一般认为,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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