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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拥军：“医药分开”是全球医药领域的基本趋势，是欧美国家惯用的。但是是在医院的收入能养活医院的情况下。养活医院有两个方面：第一政府要加大投入，如果现在将占医院总收入40%～50％的药品收入从医院剥离，我相信北京市所有医院的医生肯定流失掉了。
大家知道现在大医院的药品价格都是在进价里加了15%，这个15%是政府对医院投入不足的时候给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已经有很多年。
从医院管理者角度，我希望医药分开，医药分开后会给医院管理者减少很多麻烦。因为药品里药品的采购及其潜在的腐败现象给医院带来很多问题。天坛医院每年的药品采购大概需要三到四个亿，这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对医院整个经营也是不利的。
另外药品还有安全性的问题，如果有患者用药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可能不是医院的责任，也会找医院。
因此，我认为医药分家的前提是政府要加大对国有医院的基本经济保障或者适当调整技术服务的价格，在目前中国是不现实的。本来大家就认为看病贵，再去增加挂号费、检查费，这就会引起更多的连锁反应，我认为政府应该把责任承担起来。
搜狐健康：也就是说，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支持这个政策，但是目前中国就搞一刀切还不是时候。
老百姓大药房天津公司经理唐爱民
唐爱民：我们药房业界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我认为现在药价虚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医药体制中医药不分造成的。
现在药品的虚高现象主要是在医院，因为85%的药品是医院销售出去的，而在零售这块，药品虚高得到了缓解。
药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对药品的使用推荐、指导，医生拥有绝对的权威，没有患者主观上医生让服用哪种药，而不服用这种药，这种绝对权威导致了一种偏差。就是一旦让医生参与药品分配，就会出现趋利性，医生可能更多地选择高价药和高利润药，而患者被动的接受。对药品这个特殊的商品，有这种推荐权的医院不应参与药品的经营。
我们几十年医疗体制改革走到现在，让医院一下子退出药品的经营，是不行的，很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要分步走，让有能力的大型医药集团、大型的零售集团接管药房，让医生的用药推荐和药房的药品流通分开。
比方说我们采取销售提成制，每销售一百块钱给医院15%或者20%作为一种补贴，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到位以后，慢慢地把返医院或者承包药房的形式也取消，让药价真正降下来。
我认为平价医院、基本药物制度也好、招标也好，都是在旁敲侧击，想一个办法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医药分开，这是体制问题。
王拥军：我认为医药分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坚决反对。
我的理由是是比如说老百姓大药房托管天坛医院的药房，但是药房和医生之间还是有关系，大概只是医院采购的时候没有说这个药品利润高就去采购，没有这个原因。只是使用者在开药的时候有一些利益驱动，药房固定了，这种利益关系仍然存在。
关键还是药品品种要减下来。现在那么多品种在药房，医生的选择空间太大了，医院、医生虽然不是最终消费者，但帮助最终消费者消费的医生自由度太大，这个利益关系就脱不开了。
搜狐健康：张主任，刚刚医院和药店的代表都谈了医药分家的问题，您觉得医药分家是不是有助于解决药价高或者医药费高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
张永建：关于医药分业这个问题，我接触这个概念大概有十几年了。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是医药的混业经营的模式还是不太合适的。当时提出的医药分业的概念，主要是医院基本是国有的，我们希望是能够实现财政收支两条线，是这么一个设想。
搜狐健康：但是实际情况是自己管自己。
张永建：刚才我听王院长谈了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专门有一个刊物采访我药房托管问题，我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否定原因是在现有模式下，即使是托管，也无法切断厂商或者流通企业与医院医生的联系，是切不断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我认为现在各种尝试都在进行，举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前几年药品都是集中招标采购，但是集中的药品招标采购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将这种情况定义为“从良好愿望出发，但是实施起来是令人失望的制度”。现在的情况有点像群雄割据了，这个省可以这么搞一下，那个省那么搞一下，甚至地区可以这么搞一下。大家都在尝试，确实遇到了问题；中央政府遇到了困难，地方政府同样也遇到了困难。
这几年药品价格确实涨得非常厉害，从我本人来看，因为我是长期服药的，感受颇深，原来2块多钱好几百片的药，现在几十块钱7片。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在尝试，至少我认为可以在一个局部进行一些尝试。
另外谈到药店处方药经营的问题，虽然明文规定，处方可以从医院拿出来，到药店购药，但是实际上有多少处方从医院流到药店。平价药房再喊“我便宜”，但是没人来，因为处方拿不出来。
医疗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我认为需要一个综合的、全面的考量。我特别同意周教授的观点，我最近一直在呼吁，思考的也是这个，现在恐怕已经不是一个环节，一个部门能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解决一个问题就能把整个看病吃药问题全解决了。需要综合地研究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制度设计的过程，法律法规形成过程，还是以部门法为主。在纵向贯彻时效率比较高，但是在横向上，脱节的情况比较突出。食品安全问题和药品价格问题都是非常典型的。当前这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在讨论，也都在尝试，需要及时总结，进行相关的综合性研究，把这个问题提得更比较透一些。
我们有些措施给人的感觉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制度的设计应该考虑得更全面一些。
周超凡：不能光吃西药，要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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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乐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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