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搜狐健康：一般而言平价药店有多少商品低于医院价格？
唐爱民：大约有80％以上的产品是低于医院药价的。关于医保定点药店的药价比医院高的现象，从我的体会来讲：医疗保险制度推行后，特别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对医保定点药店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对平价药房进入设立了很高的门槛，所以现状是进入医保定点药店的多是国有成分的药店，再加上上审批的数量非常少，就形成了政府垄断资源。一些医保定点药店就利用这个高门槛垄断资源，进行利益共享。所以医保药店大家一致把药品价格提高，反正没有其他人跟他分享。对医保定点药店药价虚高的现象，应该是政府特别是劳动部门要放开审批门槛，让有经营资格的药店充分竞争。我想假如北京让老百姓大药房进入医保定点药店，我相信北京市医保药店的药价能在一夜间降下来。这就是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造成的新的利益集团。
此外，刚才提到的《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药品目录》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目录是基于不同历史时代需求出来的，医保药品目录是为了深入推广医保。而周教授刚才提到的基本药物制度是为了遏制药价虚高，这两个目录的收录确实涉及的利益是方方面面的，假如统一起来，还需要像周教授这样的学者来呼吁。我们药房非常欢迎周教授的提案，因为像周教授说的“安全有效、临床必需、价廉物美”的药品是平价药房优先考虑的品种，我们会优先采购，以利于吸引人流，让卖场人气非常旺，这个品种是我们急需的。
搜狐健康：刚刚孟总提到：药品从生产企业一直到患者手中，无外乎两个途径，一个是医院，一个是药房；刚刚王院长也提到，在医院收入中，药品大概占40%～50%；现在有一种提议——“医药分开”，王院长认为医药分开是否就能解决看病贵、药价高呢？
王拥军：“医药分开”是全球医药领域的基本趋势，是欧美国家惯用的。但是是在医院的收入能养活医院的情况下。养活医院有两个方面：第一政府要加大投入，如果现在40%～50％的收入从医院剥离，我相信北京市所有医院的医生肯定流失掉了。大家知道现在大医院的药品价格都是在进价里加了15%，这个15%是政府对医院投入不足的时候给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已经有很多年。从医院管理者角度，我希望医药分开，医药分开后会给医院管理者减少很多麻烦。因为药品里药品的采购及其潜在的腐败现象给医院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天坛医院每年的药品采购大概需要三到四个亿，这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对医院整个经营也是不利的。另外药品还有安全性，如果有患者用药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可能不是医院的责任，也会找医院。因此，我认为医药分家的前提是政府要加大对国有医院的基本经济保障或者适当调整技术服务的价格，在目前中国是不现实的。本来大家就认为看病贵，再去增加挂号费、检查费，这就会引起更多的连锁反应，我认为政府应该把责任承担起来。
搜狐健康：也就是说，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支持这个政策，但是目前中国就搞一刀切还不是时候。
唐爱民：我们药房业界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我认为现在药价虚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医药体制中医药不分造成的。现在药品的虚高现象主要是在医院，因为85%的药品是医院销售出去的，而在零售这块，药品虚高得到了缓解。药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对药品的使用推荐、指导，医生拥有绝对的权威，没有患者主观上医生让服用哪种药，而不服用这种药，这种绝对权威导致了一种偏差。就是一旦让医生参与药品分配，就会出现趋利性，医生可能更多地选择高价药和高利润药，而患者被动的接受。对药品这个特殊的商品，有这种推荐权的医院不应参与药品的经营。我们几十年医疗体制改革走到现在，让医院一下子退出药品的经营，是不行的，很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要分步走，让有能力的大型医药集团、大型的零售集团接管药房，让医生的用药推荐和药房的药品流通分开。比方说我们采取销售提成制，每销售一百块钱给医院15%或者20%作为一种补贴，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到位以后，慢慢地把返医院或者承包药房的形式也取消，让药价真正降下来。我认为平价医院、基本药物制度也好、招标也好，都是在旁敲侧击，想一个办法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医药分开，这是体制问题。
王拥军：我认为医药分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坚决反对。我的理由是是比如说老百姓大药房托管天坛医院的药房，但是药房和医生之间还是有关系，大概只是医院采购的时候没有说这个药品利润高就去采购，没有这个原因。只是使用者在开药的时候有一些利益驱动，药房固定了，这种利益关系仍然存在。关键还是药品品种要减下来。现在那么多品种在药房，医生的选择空间太大了，医院、医生虽然不是最终消费者，但帮助最终消费者消费的医生自由度太大，这个利益关系就脱不开了。
搜狐健康：张主任，刚刚医院和药店的代表都谈了医药分家的问题，您觉得医药分家是不是有助于解决药价高或者医药费高的问题？
张永建：关于医药分业这个问题，在我接触这个概念大概有十几年了。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是医药的混业经营的模式还是不太合适的。当时提出的医药分业的概念，主要是医院基本是国有的，我们希望是能够实现财政收支两条线，是这么一个设想。
搜狐健康：但是实际情况是自己管自己。
张永建：刚才我听王院长谈了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专门有一个刊物采访我药房托管问题，我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否定原因是在现有模式下，即使是托管，也无法切断厂商或者流通企业与医院医生的联系，是切不断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认为现在各种尝试都在进行，举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前几年药品都是集中招标采购，但是集中的药品招标采购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将这种情况定义为“从良好愿望出发，但是实施起来是令人失望的制度”。现在的情况有点像群雄割据了，这个省可以这么搞一下，那个省那么搞一下，甚至地区可以这么搞一下。大家都在尝试，确实遇到了问题；中央政府遇到了困难，地方政府同样也遇到了困难。这几年药品价格确实涨得非常厉害，从我本人来看，因为我是长期服药的，感受颇深，原来2块多钱好几百片的药，现在几十块钱7片。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在尝试，至少我认为可以在一个局部进行一些尝试。比方说药店处方药经营的问题，虽然明文规定，处方可以从医院拿出来，到药店购药，但是实际上有多少处方从医院流到药店。平价药房再喊“我便宜”，但是没人来，因为处方拿不出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我认为需要一个综合的、全面的考量。我特别同意周教授的观点，我最近一直在呼吁，思考的也是这个，现在恐怕已经不是一个环节，一个部门能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解决一个问题就能把整个看病吃药问题全解决了。需要综合地研究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制度设计的过程，法律法规形成过程，还是以部门法为主。在纵向贯时效率比较高，但是在横向上，脱节的情况比较突出。食品安全问题和药品价格问题都是非常典型的。当前这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在讨论，也都在尝试，需要及时总结，进行相关的综合性研究，把这个问题提得更比较透一些。我们有些措施给人的感觉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制度的设计应该考虑得更全面一些。
周超凡：不能光吃西药，要标本兼治。
健康时报总编孟宪励
孟宪励：刚才张主任和周教授从理论的角度讲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方尝试，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感触来讲，我们健康时报是更关注读者能买到便宜药的办法，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在北京有一种现象，北京在药店里买到的药价格比较高，怎么办呢？很多长期服药的人，比如像张主任，服药有20年历史，你是长期用药者。这批人有的从外地购药，通过亲戚购药，这个术语叫“空降药”，这是我们健康时报的记者调查出来的，从外地买，便宜，一年能节省一千多、二千多。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张永健：这有一个前提，完全自费的可以。这与国家的相关制度有关。有些药只能报销一部分，有些药是不能报销的；入医保后看病的医院只能几家，也有一些地域的限制。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