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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鄙视和同情，我们该做的还应更多……
马文很幽默，三句话就是一个段子，还有一手修理机械的手艺，假如他不是个有着长达18年吸毒史的“烟民”的话，也许他可以当个小老板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和马文一同关押在保山市隆阳区第一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的男男女女，还有367名。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在第一戒毒所里度过3个月、6个月直至1年的时光，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这里可能只是一个中转站，他们不久就会被转到保山市隆阳区第二戒毒所——隆阳区康复农场接受强制戒毒以及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年之内，他们又将迁徙到另一个自由受到限制的地方——劳教所，大部分吸毒者将在那里度过3年时光。也就是说，这些强戒人员会失去自由最多达4年。并且，由于这些戒毒者们大多数都屡戒屡吸，所以他们在高墙里戴着镣铐的岁月可能不止4年，而是4×N年。
这种将吸毒成瘾者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留置在监管状态下的做法，被云南省禁毒部门称为“外循环转为内循环”，按照云南警方说法，就是把吸毒人员集中起来，进行农业生产，这样，不但使他们在劳动中戒掉毒瘾、增强体魄，也使得“社会上看不到吸毒人员”，萎缩了毒品消费市场，减少了吸毒的蔓延、危害。
6月3日，本刊记者造访了隆阳区第一戒毒所。
第一戒毒所
保山市隆阳区第一戒毒所位于隆阳区郊区，距离市中心也就10分钟左右车程。隆阳区第一戒毒所建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收治强制戒毒人次已达数万。这里目前收容了368名戒毒人员，但当初的设计容量仅为180人，超出了一倍还多。就在记者造访当天，还有一批吸毒人员被送到了这里，接受强制戒毒。
隆阳区第一戒毒所分为前后两院，前院是戒毒所民警的办公和居住场所，后院则用于收容戒毒人员，大约有20间监室。前院和后院的墙壁上都刷满了戒毒标语。所长很热情，对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一口答应。在等待所长安排的戒毒人员到齐前，记者走进后院，随意挑选了一间门牌号为“18”的监室，推开了铁门。
房间大约有10平米左右，但里面的人却足有十七八个人，都是男性戒毒者，3张大床组成了一个“凹”字，占据了这间斗室的绝大部分面积，正对房门的缺口位置摆放了一只盖着盖子的马桶。所有人都挤在床上，有的4人一堆玩扑克，有的在闲聊，更多的人则蜷缩成一团睡觉。房间墙壁上染满污垢，已经变成了一种浑浊的土黄色。看到记者这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这些人纷纷站了起来，一些因为天气炎热打着赤膊的小伙子赶忙套上外衣，有些惊惶的样子，待记者说明了来意，他们才放松下来。
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记者和这些戒毒人员随意拉了拉家常，其中有个30来岁、浑身精瘦的男子很是健谈。他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马文，同室的病友笑称他是他们的“新闻发言人”。38岁的马文20岁就开始吸毒，至今已经有18年毒龄，是戒毒所的常客，这次是他“9进宫”了，4月14日被抓进来，判了半年。但马文不算是出入戒毒所次数最多的戒毒者，他指着睡在他旁边的一个40多岁的汉子，说：“这个才是进来次数最多的，他是我们这儿的“老革命”，这已经是第13次被抓进来了。”满屋子的人都哄笑起来，那个汉子自己也笑起来，他有点“老婆嘴”，牙好像少了几颗的样子。在其后和戒毒者的交谈中记者才了解，很多毒龄较长的吸毒者牙齿都残缺不全，这是因为毒品腐蚀性比较强的缘故。
这间监室里关押的戒毒者大都是屡戒屡吸的“老烟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是否能成功戒除毒瘾已经失去了信心。马文说，戒毒所里所有的戒毒者在被抓进来时都得度过一段为期15天的“脱瘾期”。他指着18监室对面的一间房子说：“看见第3监室了吗？那就是脱瘾室，刚进来的人都得被关进那里15天，时间过了才放出来，从那里出来以后，身体上的毒瘾就算戒除了，或者至少也是能够忍受了。”记者问在那里毒瘾犯了怎么办？马文说：“只能干熬。”对于脱瘾期的感受，马文说，仿佛下了19层地狱，18层地狱都不收留我们。据他说，在脱瘾期间，一般得不到药品辅助治疗，只能依靠自身免疫系统的抵抗力，“药很贵，得自己买，但我们连伙食费都交不起”。
按照第一戒毒所的规定，强制戒毒人员需要交纳伙食费，刚进来的第一个月需要交纳230元，以后每个月交200元。看起来不多，但吸毒者们为了购买毒品，早已千金散尽，家徒四壁，这区区每月200元的伙食费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笔难以凑足的“巨款”。很多戒毒者虽然亲属尚在，但因为屡教不改，家人已经和他们断绝了关系，自然不会给他们缴纳伙食费。
戒毒所的民警抱怨说，因为这些人交不起伙食费，戒毒所每年的资金缺口都达到了几十万元之巨。以前戒毒所还组织戒毒人员进行养蚕等劳动，来补充一些经费，但现在也都停止了。
对于这种完全依赖戒毒者自身意志戒毒的办法，另外一间监室里的一个戒毒者称之为“冷火饥疗法”：毒瘾发作时身体忽冷忽热，热的时候仿佛被放在火炉上炙烤；冷的时候又好像置身于冰窖，感觉饥饿，却又吃不下东西，一吃就吐。据戒毒者说，他们通常都是7、8天粒米不进，但都能扛过来，一位名叫刘英的戒毒者开玩笑说，这样都饿不死我们，看来我们这些烟民的生命力比平常人更顽强。
但这终究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在许多戒毒者、特别是屡戒屡吸的戒毒者的内心深处，他们大都认为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了。马文说，戒毒很容易，我每次戒毒都用不了15天，起初几次被抓进来只要8、9天身体就脱瘾了，现在年纪大了，对毒品的依赖性加深，脱瘾需要的时间就变长了。但总归能戒毒成功。不过身体上的毒好除，心理上对毒品的依赖性却很难根除，他说，每次一出去就情不自禁地想要复吸。他这样形容自己对毒品的渴望：“出了戒毒所的大门就闻到海洛因的味道了。”马文说，他戒毒最成功的一次戒了足足5年，最短的一次只戒了7天。在第一戒毒所里，马文不是“纪录保持者”，刘英就曾经成功断吸达7年半，但后来还是半途而废；至于出去后不到7天便接触毒品的人就更多了，有的戒毒者刚出戒毒所，还没到家，就被毒友引诱复吸，正好碰到公安局抓吸毒人员，就又被扔进戒毒所，一出一进，前后相隔才几个小时。
马文说：“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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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吸毒针具：默认犯罪？主动救援
孙侠今年18岁，看上去稚气未脱的样子。别看他年纪小，却已经是个老毒民了，从15岁就开始吸毒，现在已经有了3年毒龄。进戒毒所也不是头一遭，这次是二进宫。
像他这样的低龄吸毒者，在和记者面对面聊天的戒毒人员里，大约占到了一半还多。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大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尚未毕业就已经辍学。
和被抛弃的学校生活相比，这些少年对于“闯荡江湖”的故事可能更加熟。结束学校生活和开始吸毒，对于孙侠们来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引诱他走上吸毒这条不归路的是他的同龄人，有的就是比他更早辍学的同学。面对记者“明知道吸毒有害为什么还要吸？”的疑问，这个男孩只是一味憨笑，却说不出任何理由。
孙侠的胳膊上文着一枝花。据记者观察，在场的许多戒毒者裸露出来的皮肤上都有文身。这些文身大都很粗糙，图案多为汉字和花朵、动物等。有的戒毒者指着一个20出头、名叫刘强的小伙子说：“他身上的文身最好看。”在大伙的一片起哄声中，刘强略带羞涩的脱下上衣，显出他前胸和右臂上的一片刺青——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文身，刘强说，只是为了好玩，电影上的“蛊惑仔”，人人都文身，很威风的。
刘强的文身据说是这群戒毒人员中最漂亮的
刘强来到戒毒所已经半年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被抓进来。问他为什么吸毒，他重复了刚才关于文身的回答：“就是因为好玩”，似乎在他们这个懵懵懂懂似是而非的年龄所犯的一切错误，哪怕再不可挽回，都可以归咎于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引他“上道”的，同样是他的“朋友”。记者问，那你恨他们吗？刘强说，以前恨，毒瘾犯了的时候恨，现在时间久了，麻木了，也就不恨了。记者又问，那你还当他们是朋友吗？刘强迟疑了一下，说：“是的。除了他们，我也没有别的朋友了。自从吸毒以后，以前的同学和朋友就都和我断绝往来了。”
刘强和在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学历也不高，只是初中毕业，他的父母开了一家餐馆，家境比较宽裕，刘强被捕前虽然自己有一辆工程车，但一直处于一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状态。他毒瘾很大，到被捕前，每天用于购买毒品的金额已经达到了一两百元。据他说，毒资都是问父母要的，但直到被送进戒毒所以后，父母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在两年前就开始吸毒了。被强制戒毒以后，虽然恨铁不成钢，但父母还是经常来探望他，希望他可以早日洗心革面。
离开戒毒所之后，刘强是否真的能做到远离毒品呢？也许是因为年轻，也许是因为“初犯”，刘强的回答显得斩钉截铁：“我不会再吸毒了！”
据戒毒所的民警介绍，不光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戒毒所的“前辈”，同样大多未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学历一般都只有小学上下。记者问一起聊天的戒毒人员，这里有没有学历较高的，他们指着在探视室写东西的一个老者说：“有啊，他就是大学生呢！”几个人上去把那老者叫了过来。这个“大学生”头上已经有了丝丝白发，一问年龄，却才46岁，方当盛年。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只说姓李。李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就读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保山市邮电局工作，1987年开始吸毒，1992年被单位开除，1998年第一次被戒毒所收容，现在也是“三朝元老”。
段丽
段丽是个缅甸人。这个48岁的中年女子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要不是她自己说出来，谁也不会把她当做外国人。段丽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一些。和马文一样，都是能说会道的主儿。在那些女性吸毒者中间，她俨然是一个“意见领袖”。记者向女性戒毒者提出的问题，她大都抢着回答，而其他人也没什么异议。
段丽上世纪70年代末就嫁到中国，后来和丈夫在云南边境城市瑞丽做化妆品生意，攒下了数十万家资，还生下一对儿女。但好景不长，1985年，丈夫开始吸毒，段丽说她“劝不了那个死鬼，一赌气，从1988年开始，自己也跟着吸起来了”。这一吸从此就堕入了无底深渊。1996年，段丽第一次被送进强制戒毒所，这一回是第3次“进宫”了。
尽管如此，段丽仍然半开玩笑地认为自己“还算幸运”，进戒毒所也没什么了不起，相当于疗养。记者问段丽觉得戒毒所里的生活怎么样，她说还不错，就是菜里肉少了点；这里管理比较宽松，康复农场就不行了，“都不许人唱歌，压抑得慌”。虽然说“疗养”有些自嘲的意味，但连这些戒毒者自己都承认，戒毒所里和毒品绝缘的生活让他们的体质比吸毒时好了许多。段丽和马文都说， 假如没有被抓进来，自己也许已经横尸街头了。而戒毒所管教民警们的说法则是：他们进戒毒所就相当于续命，戒个半年多，身体养好了，出去再吸。
段丽是“幸运”的，但丈夫却没她命硬。2004年5月1日，段丽的丈夫因为吸食海洛因过量而猝死家中。18岁的儿子吓得不敢回家，因为已经辍了学，就整天在街头游荡打架，现在光是医药费家里已经赔了好几万块钱。段丽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却又无可奈何，“没办法，我都很少和他们相处，怎么教他们呢？再说我又吸毒。”
说起来，段丽的确没有教育子女的资本。有一次她带着儿女去昆明，下了车站就踅摸毒品，结果被逮个正着。“女儿今年17岁了，她功课很好，过几天就要考大学，前两天她还来看过我，说假如我这次出去又复吸的话，她就不认我这个妈妈了。”段丽略有些伤感地说。段丽说，即使女儿不认我了，我还是应当为自己的女儿庆幸，她功课好，始终没走歪路。段丽说，她有个姐妹，在康复农场戒毒，和儿子10年没见面；不久前，那位母亲正在劳动的时候，又有一批吸毒者被送进康复农场，“毒友”指着队伍里的一个年轻人说：“你看那人像不像你儿子？”她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还不曾确认，儿子却已经发现了她，大叫了几声“妈！”坐在地上就放声大哭了起来。段丽说，那孩子整整哭了一天。
众叛亲离似乎是吸毒者们共同的宿命。马文的妻子不久前和他离婚了，但令马文略感安慰的是，前妻经常带着5岁的小女儿来看他。“小孩很聪明。”马文说。
采访结束时，段丽要记者把笔送给她，“留个纪念”。
歌与家
就在记者起身准备离去的时候，不远处的一间监室里传来了一阵悠扬的吉他声。记者循声来到那间监室，推开房门，只见满屋子人正围在一个小伙子身边，听他拨动琴弦。
这个弹吉他的小伙子姓吴，看面相才20多岁，实际年龄却已经32岁了。记者请他弹唱一首拿手的歌曲，他想了一会儿，提起吉他唱了一首戒毒所管教创作的“戒毒歌曲”，歌喉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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